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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道与体罚

来源:  日期:2017-04-01 09:43:11  浏览次数:

 

师道与体罚
------传统教育观念的由来及其转变
张礼永
转自《全球教育展望》 2017年第3期
摘要:中国传统社会,塾师对于蒙童的扑责,即体罚,被视为贯彻师道的重要标志之一。尽管 有一二大儒对此持怀疑及反对的态度,但社会的舆论,特别是家长对此却欢迎,甚至以此来评价塾师的工作,进而作求师与择师的标准。其实,塾师若依此来贯彻自己的为师之道,进而求弟子的尊师之道,却是极不易的。这种流传千年的世俗信仰,在近代东西交汇之后,才逐渐被打破,旧有的教育哲学也得以改造,旧有的师道观念也因之而消亡,全新的正在形成之中。
关键词  体罚;师道;为师之道;尊师之道;择师之道
作者简介 张礼永/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(上海200062)
 
学校中的体罚,现在成了过街老鼠,不仅遭人唾弃,更要承担责任,这一改千余年来的风俗习惯,令人顿生沧海桑田之感。昔时,体罚被视为教育的题中之义,也是塾师阶层安身立命的要诀。在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、被后世尊称为教育家的大儒,他们的言行录里见不到体罚的记载,因为弟子已是成人,情理已发,知识已开,以说服为主;而广大的蒙师,面对的乃是蒙童,知识未开,情理未发,教法自然不同,倚重体罚,乃是特色之一。这似乎由来已久。
 
一、先生:“一片无情竹,不打你不读”
近现代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的康白情(1896-1959)幼时曾遭塾师体罚,他非常不服气,竟质问“此举出在哪一部经上?” [1]先生是否作答及如何作答,斯人已逝,无从知晓,但答案却不可不知。为何?皖籍历史学家姚永朴曾言:“历代 国家政治之治乱、社会风俗之厚薄,非考其所立之大经大法,无由可知。” [2]
 教育上注重体罚的主张究竟始于何时呢?这答案涉及中国传统的教育信仰。《礼记•学记》中有“夏楚二物,收其威也”的教法“夏”与“榎”“檟”为同音假偕字,是一种落叶乔木,后指用此物制成的刑具进行笞打,“楚”亦为木名,又名牡荆,落叶灌木,枝干坚韧,可做杖,后演变为刑具或督责生徒的小杖;[4]元人 陈濉释此句为“以二物为扑,以警其怠忽者,使之收敛威仪也,【5】这也就意味着教育离不开“夏楚”二物的相助。问题在于,《礼记》为汉儒的作品,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的观念,那么汉代以前又是什么样的观念呢?《尚书》记载了中国先民的活动,其中也有“朴作教刑”的说法,汉时郑玄注“朴”为“榎楚也”,唐时孔颖达又疏:“不勤道业则挞之。”由此可见,教育上主张体罚由来己久。
汉代“独尊儒术”之后,儒家思想一跃成为政治上的主导思想,其后更是进-步神圣化,如“经者,常道也”,且“不可变易”,即所谓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也。”《尚书》《学记》中的观念,也因之成为后世训蒙者的理论来源及依据。
 
从汉时王充,唐时刘知几,宋时丁谓等人的经历,[6]可见中国教育倚重体罚 可谓一以贯之的。再从儿童的学习内容及其顺序方面言,特别是宋元以后,私塾一般是先“杂书”,如“三、百、千”之类,后“四书”,再“五经”,前者较简单,并且有韵,照胡适的见解“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,也还不十分叫苦”[7]其实未必如此,从各地的童谣中就可窥见。
 
济宁:“人之初,性本善,烟袋锅子炒鸡蛋。徒弟吃,师傅看,馋的师傅啃坑沿”【8】
西昌:“先生教我‘人之初’,我教先生‘老母猪’;先生教我‘性本善’,我教先
生‘爬牛厩,。”
沭阳:“赵钱孙李,先生没米;周吴郑王,先生没床;冯陈褚卫,先生罚跪;蒋沈韩杨,先生如狼。”
杭州:“先生教我读神童,我教先生挑粪桶。粪桶环上一条蛇,吓得先生四脚爬。”[11 ]
 
以上四首,第一、二首由《三字经》改造而来,第三首改自《百家姓》,第四首以《神童诗》为凭借,所表达的意思都是相同的,便是讽刺塾师,以发泄心中之不满,正所谓“心之忧矣,我歌且谣。” [12]
 
再以“四书”为例,北京、江苏、浙江、四川等地的儿童也有不少苦水要倒:
 
北平:“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背也背不通。叫先生打的,只有哼哼。” [13]
海门:“《大学》《大学》,展眼打得烂落;《中庸》《中庸》,屁眼打得腓红。” [14]
绍兴:“《大学》《大学》,屁股打得烂落;《中庸》《中庸》,屁股打得好种葱。” [15]
新都:“《中庸》十八篇,屁股打成两半边,屁股还没好,《学而》又来了……”[16]
剑阁:“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十八篇,裤子打得象箩圈,《学而》《述而》,屁股打得没法穿裤儿。” [17]
枣阳:“读《告子》,背套子。”
洛阳:“上《孟子》,下《孟子》,打得学生钻凳子。” [19]
溧阳:“先生教我《大学》,我教先生吃盌夜荼;先生教我《中庸》,我教先生提灯笼;先生教我《论语》,我教先生爬树;先生教我《孟子》,我教先生吃堆硬屎。”【20】
 
“四书”是科举士子的必读书,本不是儿童能够理解的事情,但是没有其他书能够代替,也无法代替,为了让儿童能够学下去,于是种种的压迫就来了,特别是借助体罚的方式。湖北石首的儿童对此说得非常直白,他们说:“读书—本,屁股打成疹;读书百页,打得屙黑血° 【21】问题是,有的塾师下手极狠,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,甚至留下残疾。绍兴周家做塾师的几位,行谊便是如此,如“仁房的伯文,用竹枝打学生的脊背,再给洒上擦牙齿的盐;立房的子京,把学生的耳朵放在门缝里夹,仿佛是小孩的轧核桃。”(22]近代皖籍将军张治中(1890-1969)右 额上有条创痕,既不是刀伤,也不是枪伤,而是早年被塾师体罚留下的痕迹。 他的先生要求极严,背书时偶然脱一脱,那厚厚的板子刷地—响就会落到头上, 一落往往都是头破血流[23]江苏吴江的柳亚子(1887—1958)曾亲见自己的堂弟被塾师打得是血流如注。[24]湖北荆沙的匡计洪每到阴雨天后背就会隐隐作痛,这伤是童年在私塾时留下的,一次塾师要打手心,他见状想溜,结果后背上挨了 一板,留下了这个旧伤。【25】阴雨天时,江苏镇江的袁志样左手也会隐隐作痛,同样也是塾师所赐,手掌被打得骨裂了,肿了几个月不能动,另外他的左耳的听力总不如右耳,也是塾师所赐,一次背书不流利,被狠命地揪了耳朵,耳膜不幸被揪坏了。【36】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 
那么作为行刑者熟师,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呢?闽北有首民谣实可表征他们的态度,即“一片无情竹,不打你不读,父母要纵容,莫要送来读。”[27]或许有谓,这是闽北的特殊情况,整个中国是否如此还存疑呢?那就再看,安徽萧县申河乡单庄村的单培杰,清末秀才,以教读为生,他有戒尺一方,上刻:“一块无情木,单打书不熟,诸君若护短,希望莫来读。” [28]河南项城的张瑞成仍记得塾师的戒尺上也刻了相近的20个字,“—块无情木,打你不读书,逃学加倍打,护短莫读书。”【29】山东阳谷王震的塾师所用戒尺虽形似方凳之腿,却是专门请木匠做的,两面刻字,一面为“扑作教刑”,另一面为“教法虽严,不责勤学弟子;学规纵宽,岂容放荡书生。” 【30】这幅对联完全体现了该塾师的教育哲学。
 
从上所见,戒尺或为木、或为竹,这是各地物产的不同导致的,各位塾师的 用词也略有差异,但表达的意思却基本相同。山东的韩文海仍记得他的塾师的一番高论:“教必严;不严,无以对你们的父母兄长;而严必打。循循善诱,当然高明,但要看是谁,对牛,不能弹琴,只能给他皮鞭子。”这话不是平常的感慨, 而是体罚完学生之后的肺腑之言。传统塾师的为师之道,于此可见。
二、家长:“先生不动板,学生死木懒
柳亚子幼时较调皮,见舅父口吃,便有样学样,结果弄巧成拙,自己变成了口吃,这毛病吃够了苦头,背书时只要一个字不顺口,头上就会挨一戒尺,“头角峥嵘起来了”,柳母替他梳小辫子的时候发现头上的包,开始也是认可“铁匠做官打上场”的,后来见包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大,知道打得太厉害了,便偷偷叫女仆前去说情,不料却碰了大钉子,先生直接告知“要说情,便辞职”,如此,只好由着儿子的脑壳去受苦。【32】四川乐山的郭沬若(1892-1978)遇见的的塾师也爱打学生,并且爱用扎篱笆的细条打,他的小脑袋上被打的都是包,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得都无法就枕,只好边睡边哭,郭母见状不忍,于是找了—顶硬壳的旧帽子,挨打时震空价的响,头皮—点也不痛,结果这“铁盔”引起了五哥的注意,某天上学路上就下手抢走了,小郭沫若嚎啕大哭,比挨打时哭得还厉害,引起了先生的怀疑,秘密也藏不住了、后来再挨打时,塾师首先便是揭掉他的帽子,如此, 郭母也无计可施了。【33】两人一是19世纪80年代人,一是90年代,一江苏、一四川,中间隔了千山万水,但是经历有共同之处,而且柳母和郭母的态度及措施也相似,都是采用变通的应对以减轻儿子的苦痛,情形不似今日。即便如此,塾师仍有牢骚要发,他们会说:“愚顽之子功难成,晨昏费尽千万情,河东狮子反不足,抚儿隔壁高声争。“【34】
 
为什么当时人们对此熟视无睹,甚至认为是理所应当呢?这是因为当时社 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认识,那就是“教不严,师之惰。”这话出自蒙学名篇《三字经》,乃是宋儒的观念,经七八百年的传诵,几成不刊之论,无论是普通民众.还是塾师阶层,对于“严”的理解较为单一,有的直接将其与“打”划一等号,于是 “人是苦虫,不打不成”“不打不成才”“不打不成器”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 “不打不成人,打到做官人”“花钱买打中秀才”“黄金条子棍,头上戴顶顶”等民谚随地可闻。河套地区布一首民谣,特别有意思,辞曰:“先生板头硬,学生有出劲;先生不动板,学生死木懒。” 【35】将先生严不严、打不打做了对比,认为勤于打板子的,学生会有出息,不用板子的,学生没前途(“死木懒”在方言中为“没出息”之意),可谓“严师出高徒”的民间注解。广东怀集地区的百姓也直言:“老师唔毒书唔熟”,[16 ]“唔”乃是“不”之意,用双重否定的格式强调认同及肯
定。
 
或许有谓,这种普遍的社会认识是否真得存在?不妨再从几个细节来观察。
江苏泰兴的陆文夫(1928-2005 )6岁入塾读书,完成拜师仪式之后,陆父便向先生交代:“孩子人学之后,一切都听先生支配,任打任骂,绝无意见,绝不抗议”【37】采用这种口头保证的并非陆家一家而已,在当地乃是通例。江苏丰县的郭右铭在塾读书时偶尔会遇见家长来拜访先生,来都是带着礼物来,而交代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:“老师,我的学生你要狠管,不好好念书,就狠打,不打不成器哟!”
与口头约定的形式相比,山东济南家长的表现,显得更正式一点,也更庄重一点。旧俗,子弟入学读书要举行拜师仪式,在济南,有一特殊的环节,那就是家长需将戒尺用红纸封起来,呈送给先生,并致辞“请老夫子对小孩子严加约束, 经传上说得好一‘夏楚二物,收其威也,嘛。”先生对此几不作什么答谢致辞,表示既然为师便有权接受、有权打人。【39】类似习俗,在湖南新化亦可见,据弘征回忆:1942年入塾读书,第—天的拜师礼中,家长们曾齐声高诵“不怕打得重,只求先生严加训导”,并且递上了一条竹板子。[40 ]这“奉杖之礼”深刻地体现了两地民众的认识。
再则,塾师体罚之时,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心甘情愿地就范,个别勇者敢出言顶撞,天津有一首旧童谣似说此事,“日头出来红缸缸,爹爹送我上学堂。先生打我无情板,我骂先生好大胆。先生骂我小杂种,我骂先生大粪桶。”[41]这首歌谣应为写实之作,匡计洪在私塾读书时就曾目睹过此事,一位大他8岁的学长, 犯了学规,先生生气了,要拿长竹板打鹿股,当时是冬天,于是先生就命其退去厚棉裤,学生不仅不肯配合,还当场叫了一声先生的“浑名”,结果先生恼羞成怒,下了狠手,一直打到别人赶来求情才作罢,学生已被打得皮开肉绽,走不了路,后由两个学生扶着回的家。如果今日有学生遭此厄运,家里肯定吵翻了天,不仅要去学校讨个说法,还要上电视给他曝光,当时那位学生的父亲也来学里了,不过不是来讨说法的,而是来赔礼道歉的,为此还特意给先生提了一篮鸡蛋,以感谢他的教导.[42]
如此,自然能够理会19世纪80、90年代,柳母和郭母为什么只能“消极”应 对,而不敢“积极”抗争了。
就塾师自身而言,严不严也关系到生计问题。以20世纪40年代末江苏镇江南门大街为例,既有雷塾师的雷氏私塾,还有严塾师的“健雄塾馆”,袁志祥在这两馆都读过,故而可以进行比较。雷塾师读书时人如其名,声音响亮,但对学 生的要求不尽严格且有点自降身价,自身爱好吸烟,凡遇学生背书不熟,有烟相递则可免打,无烟敬奉则要挨打,名声不好;严塾师人如其姓,对学生要求极严, 虽曾将袁志祥打伤,但即便如此,他仍是那一带“远近闻名的好先生”,学馆里总是座无虚席,子弟想要附读,家长不知要讲多少好话、求多少人情才能如愿,雷氏私塾的规模与之相比,自然是小巫见大巫。【43】吴县的包天笑(1876-1973)受教时从未被体罚过,18岁任塾师后也不愿体罚,甚至东家送来戒尺也不愿使用,结果学生见他如此,也就疏懒起来了,东家当然不满意,对外总言:“我们这位先生,到底年纪太轻了! ”到了年底,包天笑自知此馆无法蝉联了,于是托人转达 “学生们年岁渐大,学力已经不够教他们了! ” 用行话言,其实是“失馆”了。
三、学生:“越打老子越不念”
前述两节一从塾师,一从家长,分别探究师道与体罚的关系,虽有新意,但不全面,因为作为被体罚者一学生对此又有何感慨及行动呢?尚不明晰。
宋人丁谓(966-1037)祥符年间做了髙官,衣锦还乡之时特地去拜访授业先 生,自然是谢师栽培之功,很动情地说道:“使某得成立者,皆先生之赐也”,[45 ] 这个过程其实有点艰辛,因为丁谓幼时极其顽劣,先生是“痛加榎楚”才成功育才。此事后竟成为美谈,在当地传诵颇久。清人李伯元(字宝嘉)在《官场现形记》 中描绘了一位两榜进士出身的王乡绅,他感慨道当年“不知捱了多少打,罚了多少跪”,如今功名在身,倒也“不算冤枉。” [46 ]广东东莞的谭汉新家中有一家传的 “异宝”,既非金,也非银,更非玉,又非石,而是一块木板,通体用深红色的油漆刷过,长尺半有余,宽约寸半,厚不足七分,棱边圆滑,握在手中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,这是一把戒尺,是其曾祖父传下来的。奇特的是,并非谭家老祖自用的遗物•面是当地谈家子弟在老先生83岁寿辰时特制的,戒尺正面刻字:“扑作教刑,为不勤道业者用” [47]背面为制板人及时间,时在1930年闰六月:选择戒尺作为寿礼,其用意不言而喻,感谢先生当年教诲。
 
以上三例,时间虽跨越近千年,却都对当年塾师的体罚表示认可甚至感激, 问题在于这都是时过境迁之后的认识,当时的、特别是挨打之时的认识未必如此。各地的童谣中,对此均有描绘•如河北辛集:“人之初,性本善,越打老子越不念。”河南开封亦有:“人之初,性本善,越打老爷越不念,[49]“老子”“老爷均是一回事。江苏句容的儿童,不太能够理解家里为何做“花钱买打”之事,于是唱到:“先生先,鹿股尖,吃我的饭,用我的钱,还要打我老太爷。” 其实,这也是一种“精神胜利法"。江苏东海的儿童说得就更绝了,他们唱到:“人之初,性本善,越打老爹越不念;只要老爹给你钱,你管老爹念不念。” [50]问题是,先生真得会不管吗?不会的,而且极可能给得越多、管得越严。所以部分开封儿童表示要 “造反”“人之初,出灶虎,拿起棍儿,打师傅。”【52】         —是儿童,一是成年人、身高、臂长、体重、力童都无法抗衡,如何能够打得过!安徽桐城的儿童就另有期盼,他们唱到:“人之初,性本善,先生越打越不念;性相近,习相远,念句书来遮遮脸; 苟不教,性乃迁,先生放下手中鞭;教之道,贵以专,打人的先生靠旁边。” 【53】
问题是,通常情况下,学生挨打,塾师似乎有理,家长多半都站在先生一边,于是部分害怕再被体罚的儿童想到了一个妙着,既然先生不会靠边站,那自己主动靠边站—逃学,正如桐城儿童所言:“关关雎鸠,你打我溜。”【50】 徽州绩溪的胡适犹记得堂兄胡嗣昭,天资不笨,最爱逃学,情愿躲在田里挨饿,不愿读书,每次被捉回来,都要挨一顿毒打,最终造成一个死循环——“因为逃学,先生生了气,打得更厉害;越打得厉害,越要逃学。” 【51】对于这种现象,塾师很少用其他方式去解决,他们的应对之方,河南项城的塾师曾明确表示:“一块无情木,专打书不熟,逃学加倍打,护短莫读书。” [56]极个别的儿童逃学之后能获得待遇的改善,如湖南韶山的毛泽东(1893-1976)遇到的塾师“态度粗暴严厉,常常打学生”,在10岁那年实在是受不了,便逃了学,又不敢回家,便在外流浪,3天后才被找到、此后无论是家里,还是塾里,态度都变得温和了一些。[57]可以想见的是, 失踪的几天里先生和父母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,事后自然会有改变。
 
童谣只能发泄心中不满,无法解决身体上的苦痛;逃学虽能暂时避免苦痛, 但会激化矛盾,事后会被打得更重、更惨,于是儿童们开动脑筋,打起了戒尺的 主意。王充闾和堂哥没少挨板子,后听人言“木板经尿液浸过,再用热炕猛烙便会变得酥碎”,【58】乘着先生外出,立刻如法炮制,却没有效果。相比之下,北京的刑大安听来的秘方更可靠些,他们用“老醋往板子上刷”,结果真得有效,刷了几回板子就“糟朽”了,先生特制的樟木板子被打折了两个。
 
没有高人传授妙招,也不敢私自将先生的戒尺烧掉,因为被发现或被举报后,打得更厉害,如此儿童能做的只有等待了。等待什么呢?等冬日的到来。 苏扬州有这样一首童谣,“大冬大似年,家家吃汤圆;先生不放学,学生不给钱”, 句中“大冬”即“冬至”,扬州人特别重视此日,除了祭祖之外,有的家庭还要摆宴庆祝,私塾当日要放假;一江之隔的镇江,也有此俗,不过当地会放三天,所以儿童们欢快地唱到:“大冬大似年,家家都要吃汤圆。真是时间快,很快要过年 ” 据袁志祥言当地进了腊月,先生也不那么苛刻了,甚至有不成文的规定,腊月不打学生。为何会有这样的现象?进人腊月门,学习进人倒计时,一般不会到腊月二十三才散馆,因为这一天家家要辞灶,俗称“过小年”或“小过年”,这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某一日,儿童会迎来最快乐的时光。而不打学生,似有两方面的缘由。一是民俗 的,乡人在腊月里凡事都围个顺心,扬州话叫“图个顺序”,塾师也不能免俗;另—是经济的,万一因体罚,惹怒了馆东,不能蝉联,那明年生计就无着,所以尽量避免体罚,已经不能蝉联的,此刻定然在积极另寻馆地,教学无法安心进行,要求自然也会随之降低。山东莱阳的儿童也发现了这一规律,“过了冬,先生松;过腊八,不怕他” 【61】可以为证。
四、争论: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”
通过前述,无论是塾师自身的为师之道,还是家长的择师之道以及尊师之道,对于体罚几乎都是信奉的,唯一例外的可能还楚被体罚的蒙童了,问题在于蒙童对于教育有时无法决定,也无法自行择师,在“父权”社会里只能默默承受, 或等待、或歌谣、或逃学,这几乎可谓传统教育的常态。
唯独在明代,王阳明因主张“致良知”之学,认为“鞭打绳缚,若待拘囚”的教 导方式,会使学生“视学舍囹圄而不肯人,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,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,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。”原本是想“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”,结果完全是南辕北辙,正确的方法应当是“导之以礼,养之以善”他的见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王学虽在晚明盛行百年,但童蒙教育是否因之而改变,却没有明证。从后世的表现来看,观念似乎仍一如既往。
但是在1871年,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日益冲破世人思想中的禁锢。这一年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小事,香港一塾师因扑责弟子被家长控告,辩论一番,塾师认输,需罚款才能完事。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上海,世人极其不能理解,《上海新报》特刊了一篇文章,前附“编者按”,表示“师责弟子而受罚者,诚属奇闻”,故而 将《尊师论》“急为刊印,以挽颓风”,[63 ]这篇《尊师论》的作者是孙念劬,收于善书 《全人矩获》中,所见较早的刻本为嘉庆元年(1796),也就是说该报刊印了近八十年前的作品,由此可见,观念仍是保守不变的。
 
更有趣的是,香港的砚田居士,从其名亦可知其为塾师,他自述“设帐于香港有年矣,……砚耕笔耒,恃以为生”,对于此“奇闻”乃是“始而骇、继而疑、终而叹”,因为他授业时“每见顽徒之不率教者,必加扑责”,如果不这么做“不足以垂警诫”,也不能“收其放心、锄其惰气,以底于有成”,所以扑责乃是“为今之学业 计”,亦是为“后日之磐石计”,这不仅无伤“师弟之情”,反而表明“师之望于弟子者深也”,正所谓“外虽责之,而内实爱之。”另外,此事载于《书》《礼》,乃是常经,古来为师者,无不如此。今有师因扑受控于公堂,且需罚银释罪,他表示极其不能理解,故而投书香港新报馆主人询问“泰西律例”究竟如何?香港新报馆答复道:“师之可以扑徒,亦泰西例.所不得废也”,故而“师责徒而致控而致罚”,在泰西(即欧洲),亦属“仅见之举”非“常有之事”也。这一次塾师之所以受罚,乃是因为其行为失当,责徒如治贼,所以“非罚其责徒”,而是为“将来警也”,万不可“返其愤而伤及儿童性命。”【64】
 
在同一年里,淸政府为留美幼童,在海设立了一所预备学校,据温秉忠回忆学校的监督是位“暴君”,力主体罚,并且是严格执行。多年后,幼童们尽管怀念他.因为他强令读写中文,,幼童中断留学冋国后在交流上没有什么障碍,但仍然恐惧他手上的竹板。【65】20年后,上海的风气已经有了变化,(1891年1月25日出版的《点石斋协报》上给绘一幅塾师体罚图,该生因说了谎话,逃学数日后 被先生知晓,大发雷霆,用“捉懒学贼”的方式将该生捉到塾里,打了二十板,该生不肯承认错误,又被饿了一日,家长得知,气愤难当.认为“先生作官长,弟子非盗贼,何以施行酷刑? ”于是邀集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相助,到塾里与之理论, 双力唇枪舌剑,各有立场,没有谈得拢,最后家长放言:要去县衙告状。该画报以写实见长,从中可见部分家长的观念已经有了变化。再者画家的议论也明显站在家长这一边,画家表示家长去控告的话“控先生将长跪阶下矣”,画题为 《妄自尊大》,也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态度。
 
5年之后,梁启超作《变法通议》(1896)中对这种世代相传的民俗展开了强烈的批判.对中国的儿童深表同情,“或破头颅.或溃血肉,饥不得食,寒不得息……何物小子,受此苦刑”'这样的教育“导之不以道,抚之不以术”“但凭棒喝”使得学生“视黉舍如豚莅之苦,对师长苦狱吏之尊'完全是“以囚虏之事待之”,真可谓振讳发聩之高论。
 
五、革新:“师道绝于今”
 
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指出“在保守的社会里,教育哲学是用不着的”,因为人们对教育既不去研究,也不去思想,看“人家怎么教,我也怎么教”,“从前怎么教,现在也怎么教”,【68】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恰如是说。教育上注重体罚,书之于经籍,歌之于谣谚,植之于人心,现之于行为;前人如此,后人也得如此;别家如此,自家也不能别出心载:不可免俗之观念,实可表征传统的风俗习惯的力量。
 
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,速度或快或慢而已,故而有时看似稳定不变,其实当中已蕴藏变化的力量,旧教育信奉体罚也是如此,虽是整个民族的普遍的信仰, 且由来已久,但日益遭遇怀疑,甚至挑战,故而在20世纪初,中国的教育迎来了哲学思想上的大转变。1902年的《钦定学堂章程》中明确提出,在蒙学阶段应当 “循循善诱”,“夏楚之事断不宜施”。【69】整个学制计划虽因他故未能实施,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要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:欲一扫千余年来的积弊。从信奉夏楚到加以摈弃,可谓一百八十度的的转变,或许担心变革的幅度过大,后来的《奏定学蛍韦程》对此进行了分解,提出以13岁为界——对13岁以上的“万不可用” 夏楚,对13岁以下的“不可轻施”当然为何是13岁,时过境迁之后也不得而知了。不过由此也拉开了近现代中国废除体罚百年运动的大幕。
 
不管是禁止,还是有条件地施行,在申时都是革新,《尚书》《学记》中的观点,受到了质疑及挑战,儒家典籍也不那么高高在上、不可反对了,这是大变革的前夜。在这大潮之下,犹忆当年择港砚田居上的复杂心态,他是“始而骇、继而疑、终而叹”“骇”和“疑”都已知晓,那么“叹”的又是什么呢?他叹师道之将绝于今也。”他已经感觉到时代在变旧有的教育哲学终将有被改造的一日,在这大趋势面前,教育者又该怎么做呢?是逆流而行,还是顺流而行呢?相信自有明判。
 
不过,为事情做价值判断较易,做事实判断则难,教育上废除体罚,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人们都知道是大势所趋,但问题在于好与坏的评判并不足以解决难题,特别是废除体罚之后,学校教育该怎么办?才能比废除之前让人更放心, 学校秩序因之不紊乱,纪律不涣散,学生学习不放松,究竟该如何做?当时之世,特别是集体主义未传入以前,教育者心中是无谱的。如庄俞对废除体罚之后的学校教育就深表忧虑,他说学校“无夏楚之威,呵骂之令”,只好以“人格最高之谀言、他日主人翁之颂词“令学生日日听闻,学生因而骄矜日炽,其表现“入家庭,则礼节简慢;遇农工者流,尤讪笑而浅之”【71】自然不能令人满意,而为社会所诟病。
 
简而言之,旧有的师道观念已经完全被打破,并且再也回不到过去了,对于它的消退我们应当举手欢迎,不过我们也有新的任务一那就是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师道观念,这是毫无疑义的、体罚作为教育的题中之义已有千余年,曾深植于国人心中;到了近代,因东西交汇的刺激,而发生重大变化,人们受民主意识的影响,从观念上日益放弃了体罚的教育哲学,并且通过法令的形式来约束教师的行为;加以极端案例的警醒,体罚教育可谓渐行渐远,这是百余年来的大趋势、总历程。但退而未消,个别现象仍时有发生,证明传统习惯与风俗仍旧有势力,仍需要教育工作者的继续努力。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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